中新社上海6月10日電 題：《紅樓夢》有何跨文化交流魅力？

　　作者 唐均 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甲戌)，《紅樓夢》現存最早手抄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底本抄寫完成；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包含后四十回續(xù)書的120回《紅樓夢》程高本正式付梓。從此，作為“中國古典小說巔峰之作”和“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的《紅樓夢》，開始以驚人的速度，把完整的情節(jié)和高超的藝術技巧，毫不吝惜地傳向中文讀者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而在中華文化圈之外的異域讀者，最早也是沖著書中豐富、鮮活、地道的漢文表達形式展開閱讀的。

　　19世紀初英譯《紅樓夢》片段的馬禮遜牧師，是西語世界第一個見諸記載的《紅樓夢》譯者，也是中文圣經的初譯者。其翻譯的初衷，即為學習書中生動活潑的漢語遣詞造句。接踵而來的英譯者德庇時、羅伯聃、艾約瑟、包臘、裘里(周驪)，俄譯者德明、王西里，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東方文化圈內朝鮮語樂善齋全譯本(1879年)，無不服膺于《紅樓夢》精微高妙而又大多數瑯瑯上口的漢語形式，留下或長或短的多語種譯文。這種借助書籍學習漢語中文的跨語際文本再現，基本上構成了19世紀《紅樓夢》跨文化交流的全貌。

　　之所以說“基本上”，是因為還有個異類：19世紀前期在東亞文化圈內完成編譯的蒙文《紅樓夢》哈斯寶譯本，同時附有蒙譯者的點評。這是有據可查的第一次將《紅樓夢》作為純文藝作品進行欣賞的跨文化交流行為。作為不同于漢族和滿族的蒙古族欣賞者，哈斯寶的迻譯和點評雖然秉承了《紅樓夢》早在鈔本時代就已風行的欣賞模式，卻有不少自出機杼的見解，以至于當代學者將其蒙文操作形式回譯為漢文，有效反哺了“20世紀中國人文學界三大顯學之一”的中文紅學天地。

　　進入20世紀，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以其新紅學的考據，正式確認了曹雪芹的作者身份，《紅樓夢》開始走出中文世界和中華文化圈，昂首邁向世界。在跨文化交流的具體閱讀時，《紅樓夢》也不再局限于單純的漢語學習輔助工具，而逐漸以文學作品的本來面目讓世人知曉。無論是作為胡適和沈從文的摯友、深受新紅學影響而在北美復譯《紅樓夢》、突出傳遞寶黛釵三角戀愛故事的哥倫比亞大學“漢學三杰之一”之王際真，還是終身以賈寶玉自況、將主要內容以其妙筆縮減為50回、在歐洲大陸反復再版并被多種語言轉譯的德語世界之孔舫之，皆是在20世紀上半葉讓彼時歐美文化圈熟悉和認知《紅樓夢》主要內容的功臣。

　　20世紀40年代，處于東亞文化圈的日本問世了兩個《紅樓夢》的120回譯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此而來的中蘇友誼黃金十年，直接哺育了西方世界最早的《紅樓夢》120回全譯本——帕納休克和孟列夫合作完成的俄譯本(1958年)，也間接催生了東歐語言世界陸續(xù)出版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語《紅樓夢》全譯本(1986-1988年、2001-2003年)。20世紀40至50年代，作為《紅樓夢》全譯本集中推出的第一個高峰期，《紅樓夢》首次“成建制”完整步入彼時發(fā)達國家讀者世界。幾乎同一時段，孔舫之德譯本和王際真英譯本，也在法、荷、匈、意、芬等多種歐洲語言中紛紛轉譯，無形中擴大了《紅樓夢》讀者群的邊界。

　　20世紀70年代，出于當時政治需要的轟轟烈烈“評紅”運動，卻引發(fā)了《紅樓夢》跨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個全譯本蜂擁時代。首先，中國國內推出了蒙、藏、維、哈、朝等少數民族語言的120回全譯本，擴大了《紅樓夢》在民族語言讀者世界的傳播。其次，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楊憲益夫婦和霍克思翁婿兩個全譯本，也在這一時段或稍后完整刊出——而關于這兩個文本的比較，仍是延續(xù)至今的議論話題。再者，改革開放初期，由李治華夫婦翻譯、其師鐸爾孟校訂的《紅樓夢》法語全譯本(1981年初版)，以及楊憲益夫婦英譯本轉譯的趙振江領銜西班牙語全譯本(1988年初版)，都體現出譯校者全面移植中文意譯表達。21世紀初的《紅樓夢》德語全譯本，其前80回發(fā)端也同東德培養(yǎng)的馬克思主義譯者史華慈息息相關?？梢哉f，20世紀的最后三十年，《紅樓夢》全譯本扎堆式的涌現，反映出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正以全景式的形象集中展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毅然提前從牛津大學退休、全情投入英譯《紅樓夢》前80回的英國漢學家霍克思，首度開啟英語多種文學表達手段、全面仿擬曹雪芹藝術技巧“摹寫”《紅樓夢》文本的模式；他的學生兼賢婿閔福德，忠實繼承霍克思的這一翻譯策略，使此譯本還未問世就擊敗了彭壽神父的首個英語全譯本而簽約企鵝出版社，完整刊行后躋身英語世界一流文學作品之林。正是由于霍克思翁婿完整英譯本的問世，才使西方語言讀者世界不再把《紅樓夢》視作單純反映三角戀愛的二三流小說。而其直接、完整影響的白山人瑞典語全譯本和崔溶澈、高旼喜韓語全譯本，以及間接或片段切合的捷克語、斯洛伐克語全譯本，也為《紅樓夢》在歐洲世界的較高地位奠定了堅實的跨文化認知基礎。

　　21世紀才過20年，但《紅樓夢》的跨文化交流仍在向縱深發(fā)展，已完成的德語、泰語、馬來語、保加利亞語、荷蘭語等全譯本就是典型例子，而孔子學院“新漢學計劃”的實施，無疑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強大推手。伴隨著中國從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益成長為不容小覷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歷程，中華文化百科全書式的巔峰文學作品《紅樓夢》，由一鱗半爪的片段輸出、充任學習漢語的輔助讀物，到介紹主要故事情節(jié)、顯示二三流小說的俗套，再上升為展現中華文化要素的全面譯介，并通過模擬曹雪芹創(chuàng)作風格和技巧躋身世界一流文學作品之列。兩百年來《紅樓夢》跨文化交流的軌跡，也是中國命運自近代以降跌宕起伏、發(fā)奮圖強回歸本位的平行寫照。

　　平心而論，18世紀創(chuàng)作完成的百萬字體量小說《紅樓夢》，堪稱體大思宏，讀來千人千面。在逐漸脫離傳統(tǒng)宗法社會結構的今天，作為母語文本的閱讀者對其尚有大量誤讀和臆解，如前些年《紅樓夢》在網評中不幸“榮膺”死活讀不下去的中文小說之首，那對于文化不同的民族語和外國語讀者而言，《紅樓夢》不啻一種難以攀越的閱讀高峰。所幸，歷經一代代漢學家的艱辛努力，在涌現30多種語言的150多個不同篇幅譯本之后，《紅樓夢》終于可以像在中文世界所享有的傳統(tǒng)至尊地位那樣，開始受到以英語為代表的外語讀者越來越熱絡、崇高的評價，可以比肩莎士比亞、狄更斯、塞萬提斯、歌德、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一流文豪的作品。

　　《紅樓夢》之所以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讀者群的關注，主要魅力就在于其中包羅萬象而又不露痕跡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髓。而將其準確傳遞給跨文化閱讀的受眾，也成為譯者填充文化缺位的一個難點。盡管《紅樓夢》本身缺乏緊張激烈的情節(jié)沖突，但文化要素的充盈之于當今跨文化交流頻繁的世界，恰似民國時代蜂擁聆聽一代學術大師陳寅恪的講課，并非追求講課如何生動，而是服膺于講者淵博的學識及其有機的串連。

　　相較而言，作為小說本身文藝創(chuàng)作技巧的綜合展現和巔峰示范，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歷來被認為是跨文化交流的天塹，這一點在“一生英譯出整個中國”的譯壇名家伉儷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訪談文字中就有體現。然而，霍克思、閔福德翁婿的勠力嘗試，似乎將這一“天塹”變成了通途。其實，觀察更多的《紅樓夢》譯本，早如德語孔舫之，晚至捷克語王和達、斯洛伐克語黑山，這些譯者也都在各自的迻譯實踐中或多或少做了霍克思的迻譯嘗試，只是因為其譯語的非通用性，長期不為人所知罷了。今后的《紅樓夢》跨文化交流，需要在相關翻譯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主動進行以曹雪芹文筆為標準的跨語際文藝摹寫。這一策略逐漸成熟后，原本《紅樓夢》在外語世界的最大閱讀難關，反而可能成長為跨文化交流的又一個魅力。(完)

　　作者簡介：

　　唐均，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文學博士，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和斯洛伐克科學院訪問學者，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中國西游記文化研究會學術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紅樓夢》多語種譯介和絲綢之路多民族文化交流關系，與人合著有《儒學典籍四書在歐洲的譯介研究》(2015年)，獨著有《紅學·迻譯·文化西行》(2019年)、《胡天漢月方諸——阿爾泰學論稿初編》(2022年)等。